《金融时报》记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年来，我国银行业依托全球网络、金融科技、客户基础等优势，积极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搭建金融桥梁，为外贸外资企业提供全球化的金融服务。您认为，在这20年间，银行跨境金融业务经历了怎样的巨变？对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曾圣钧：我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最早从1986年开始，到2001年成功，历经15年的努力，实属来之不易。2001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也是中国经济二次腾飞、中国银行业完成资产剥离“轻装上阵”准备实施股份制改革的关键一年。
对于中资商业银行来说，加入世贸组织之初，“狼来了”的声音不绝于耳，不时有人抛出我国银行业竞争力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先进银行相比的论断。然而，实践证明，20年来，中资银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骄人的成绩，这与我国坚定实行改革开放密不可分，国内互联网、先进制造业、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也为银行带来了丰富的金融服务机会。
在此过程中，中资银行的治理水平和业务能力逐步得到提升，不仅吸收了境外资本，也学习了其他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产品模式，特别是近年来银行业从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经营模式向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综合方向转型，从实体网点服务模式向互联网银行、手机银行等服务模式转型，从个人储蓄存款向财富管理、私人银行、家族信托等新兴业务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加入世贸组织20年来，我国银行业在跨境金融服务方面也迎来了许多新的变化。例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国际交易模式的改变，传统跟单信用证为主流的国际结算业务方式大幅萎缩，由原来超过50%的份额降低到10%左右，而保理、联行代付等新型的结算及融资工具发展迅速，银行跨境金融产品的种类发生很大变化。此外，银行跨境金融业务面临的风险也更加复杂，除了企业方面的违约风险、操作风险之外，银行还需要关注外汇合规风险等。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资银行在支持我国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在服务外贸进出口方面，银行业持续加大对外贸企业的贸易融资支持力度，推出新的业务品种，调整授信结构，积极参与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二是在招商引资方面，银行发挥渠道及顾问优势，配合境内政府赴境外宣传，为落户外资企业提供开户、结汇、融资等一条龙综合金融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形成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引导全球资本尤其是高质量资本向中国汇聚；三是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中资银行加速海外机构布局，满足“走出去”企业在海外的金融服务需求，支持高新技术产业、资源能源企业的跨境并购与合作，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金融时报》记者：20年来，随着中国金融业全球化步伐的日益加快，中资银行的境外机构数量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您认为，银行机构未来的全球化布局将呈现怎样的趋势？
曾圣钧：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共有23家中资银行在7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76家一级机构。可以说，境外机构数量的迅速增加，不仅提升了中资银行的国际地位，而且有力支持了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未来，除了中行、工行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外，将会有更多实力逐步增强的中小商业银行走向世界舞台。
银行机构的全球化布局有以下几个趋势：一是中资银行海外布局会更加重视零售银行业务，加快财富管理、私人银行业务的国际化发展；二是银行境外机构扩张模式会呈现建立分支机构与海外并购并行的趋势；三是布局的目标区域，存量方面会继续巩固欧美地区市场地位，增量方面会重点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机遇；四是综合化经营依然是银行业海外发展的主流模式。银行需要加强境内外分支机构的跨境联动，借助丰富的海外代理行渠道、完善的跨境结算服务体系、全球化的现金管理系统，为客户提供集国际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现金管理、跨境人民币业务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全面满足客户的外汇结算、融资及避险需求。
《金融时报》记者：我国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您认为，下一步，银行业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和抓手在哪里？
曾圣钧：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进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中资银行的国际化进程再添变数。在此背景下，中央坚定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可以说，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之下，总结中资银行在国际化进程中的有益经验，提出新形势下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实际上，银行业支持国家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自身的国际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银行业应重点关注一些重要的政策机遇和业务机会。
一是抓住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红利，充分运用“前海方案”“横琴方案”中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加强与海外金融机构的联动与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境外资本向中国汇聚，参与大湾区内“十四五”规划的重大项目建设。
二是紧跟经济产业热点，在普惠金融和中小企业市场中寻找新的跨境业务机遇，及时调整业务模式和服务范式。关注国内出口型优质中小企业成长，为潜在优质客户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利用大湾区、自贸区、进博会等契机，拓展对中小企业的跨境金融业务。
三是提高交易银行业务的服务能力，将其作为支持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交易银行业务包括支付结算、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资产托管和现金管理等，对于重构全球产业链体系将发挥重要作用。中资银行应根据企业跨境资产布局的新变化，帮助跨境企业做好资金在境内的归集，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同时，关注新兴市场地区贸易融资增长机会，激活单证、保函、保理以及跨境电商收付汇等业务增长潜力。
四是关注境外零售业务拓展机遇，积极推广“跨境理财通”试点业务的发展，做大跨境财富管理市场，打造全球资产配置中心。巩固在亚太地区零售银行业务客户基础，充分利用公司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客户资源，高效率、高质量地实现境外零售业务突破。
五是稳步拓展跨境债券业务市场。把握“债券通”全面启动上线的有利机会，协助政府及企业加大境外债券发行力度，提升投行业务服务能力，以债券发行带动银行客户结构转型和投融资多元化发展。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有利于境外机构增持金融资产产品，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占比，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六是加速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全球经济正从IT时代加速向数字化时代演进，数字科技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动力。中资银行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数字化转型步伐、节奏、目标和重点，推进产品、营销、渠道、运营、风控和决策等全面数字化转型和线上线下一体化深度融合，把数字化、线上化、智能化贯穿跨境金融业务发展全过程。
